1.自從法國德雷福斯事件以來，知識分子在劇烈的社會變遷中發(fā)揮的輿論與觀念影響力的權重似乎越來越重，但自從1917年共產主義在俄國獲得政權之后，尤其是經過將近一個世紀的共產主義烏托邦實驗，發(fā)生在多個共產國家無數(shù)慘酷的極權恐怖事實，使得重新評估知識分子的作用就變得異常必要甚至緊迫。
　　
　　2.重新評估當然不意味著反智，也不意味著該特別遷就知識分子。知識分子的自我批判是求真的必經之路，然而，如所周知，不只是知識分子，任何人任何群體的自我批判都不容易。于是，像托馬斯.索維爾《知識分子與社會》這種挑破知識分子的虛榮膿包，辛辣諷刺、尖銳批判知識分子無知的書，就尤其扎眼。
　　
　　3.與班達《知識分子的背叛》等批判知識分子的名著不同，索維爾批判的是知識分子的智識，知識分子的道德并非索維爾特別關注的，通常，奧派思想家并不那么確信誰的道德一定就那么高或那么低，從這個意義上說，索維爾所要批判的，可能恰恰就是像班達這類道德感爆棚，而智識卻未必過關的知識分子。
　　
　　4.我一直認為，針對公共事務，閉嘴比開口重要，不知在哪里閉嘴就不知道該在哪里開口。本書再次印證了我的這一看法。書中列舉了著名知識分子參與公共討論時大量胡說八道的驚人案例——這不是最讓人吃驚的，最令人震驚的是他們可以永遠胡說八道無需道歉，并且依然擁有持續(xù)而廣泛的聽眾。
　　
　　5.哈耶克曾在《知識分子與社會至上主義》里認為，帶來世界性災難的社會主義思潮，是經過大量知識分子的聒噪才落實為真實災難的。這一符合實際的評價確實足夠讓人沮喪。如劉瑜在關于此書書評中的看法，是那些掌權者才將左禍帶給人民，但左傾知識分子難道沒有道義責任嗎？
　　
　　6.布羅茨基在其著名的諾獎演說《美學是倫理學之母》里以他慣有的略帶嘲諷的口吻談及20世紀的極權獨裁者，他說：“一個受過教育的文人，在讀了這種那種政治論文或小冊子以后，當然有足夠的能力去殺害他的同類，而且會充滿堅信的狂喜去殺戮。列寧是文人，斯大林是文人，希特勒也是文人，至于毛澤東，他甚至還寫詩。然而，這些人的共同點在于，他們的鎮(zhèn)壓名單比書單要長。”
　　
　　7.布羅茨基的這段話既從事實上，也從道理上印證了左傾知識分子禍害世界的論斷。作為當代奧地利學派的重要知識分子，索維爾和他的奧派前輩們一樣，更多是從認識論和知識論角度對左派知識分子提出批判：“你們憑什么那么確信自己會給世界帶來福音而不是災難？”殘酷的是，事實證明這一批判是對的。
　　
　　8.然而正如索維爾在書中所引用的霍弗的犀利批判，知識分子的*5特權是可以隨心所欲地胡說八道。奧派的學術方法論中，有個堅不可摧的根基，就是始終以一種個人主義的分析路徑來解釋這個世界，這種摒棄集體主義思維的方法論，極少會嘗試就群體性和集體性命題得出過于武斷的建構性結論。
　　
　　9.如索維爾所展示的，左派知識分子給世界帶來的災難是基于“圣化構想”（the vision of the anointed），這是與強調經驗和審慎的“悲觀構想”相對的完美化構想方式，它比設定烏托邦圖景批判現(xiàn)實做得更多，即自以為能提供完美的出路和解決方案，甚至以為自己或某種制度、[**]神圣得足以[*{c}*]社會擺脫蒙昧步入天堂。
　　
　　10.索維爾特別提到美國制定聯(lián)邦憲法的國父們之所以能夠創(chuàng)造如此奇跡，就因為他們是基于“悲觀構想”而非“圣化構想”，麥迪遜會議記錄中的諸多內容都印證了這一評價。
　　
　　11.1787年9月17日，費城，美國制憲會議最后一天，富蘭克林動員代表們放棄成見在聯(lián)邦憲法上簽字，說了一段典型“悲觀構想”的話：“（我）年紀越大，越傾向于懷疑自己的判斷，更尊重別人的判斷。的確，大多數(shù)的人，也和宗教里的大多數(shù)教派一樣，以為他們自己擁有全部真理，凡是別人的觀點與他們不同，就認定是謬誤。”
　　
　　12.富蘭克林又說：“我進而相信，這一次可能治理得好若干年，不過最后還是會以專制收場，和以前的一些共和形式結局一樣，人們一旦過于腐化，就需要專制政府，沒有能力建成其他形式。我也懷疑，不論再開多少制憲會議，未必就能制定一部更好的憲法。”華盛頓甚至更悲觀，他認為這部憲法能頂20年就算不錯了。
　　
　　13.這個世界的可悲之處在于，那些真正具備預言能力的人類先知，通常讓人討厭，因為他們預言的內容通常是悲觀的，但他們比絕大部分人更誠實，更不在乎真話可能帶給自己的災難。布羅茨基諷刺地說，人們寧可匍匐于黨的*9書記或元首腳下，卻亟不可待地攻擊一位先知，是因為“是因為被人告知你是一個奴隸，要比被人告知在道德上你是零更好消受些。”如西方神話里的卡桑德拉，太陽神阿波羅詛咒她預言永遠正確，但沒人信她。且看歷史上的這些卡桑德拉們如何預言。
　　
　　14.托克維爾以精確預言著稱，早在美國南北戰(zhàn)爭之前20年他就預言道：“在我看來，不久即將導致十分可怕的內戰(zhàn)…”托克維爾也在德克薩斯州并入美國之前近十五年就預言這件事即將發(fā)生，他還早在《共產黨宣言》出版之前13年就預言俄國將走上極權奴役之路，并預言美俄將統(tǒng)治地球，1848年1月27日，托克維爾在法國眾議院發(fā)表演講說：“……它遲早會在這個國家中引發(fā)最為重大的革命：請堅信此點。”不到一個月后的2月22日，法國爆發(fā)了二月革命，菲利普退位。
　　
　　15.托克維爾對中國了解不多，但他卻依然能夠精準預言亞洲國家不顧具體情形瞎折騰的慘烈后果，法國大眾心理學家古斯塔夫.勒龐也在1913年就精確地預言了晚清新政和辛亥革命的失敗，而此前1905年1月6日，孫中山在倫敦拜訪嚴復時，嚴復也警告過孫中山，認為以中國之民品民智革命很危險，只有依靠教育來更新民俗；1917年，俄國發(fā)生建立極權帝國的布爾什維克黨軍暴亂，當時中國人中大多知識人如一切偽先知視之為喜訊奔走相告，唯有孤寂的文化守墓人王國維憂心忡忡，他預計：“觀中國近狀，恐以共和始，而以共產終。”（共產指國民黨）7年后，幾乎精確預言了未來中國的王國維自沉昆明湖，32年后神州陸沉。
　　
　　16.人們通常認為“吃一塹長一智”，其實不是這樣的，哪怕有那么多杰出的社會理論家如米塞斯、韋伯、丘吉爾等都預言過共產主義必所導致的狂暴極權，哪怕已有事實證明了共產主義是個邪惡的極權怪獸，那些以良心自居的左派知識分子依然視若無睹，你依然可以驚愕地看到羅曼羅蘭把《莫斯科日記》鎖進保險柜里，說50年后再出版；你也依然可以看到薩特為了效忠蘇聯(lián)攻擊不夠堅定的左派，到街上散發(fā)《毛主席語錄》；你還可以看到喬姆斯基公然為波爾布特的柬埔寨背書……
　　
　　17.這些所謂的時代“良心”們，很難說他們存心撒謊，正如哈耶克和索維爾指出的，為烏托邦鼓與呼的人們，并不是他們有什么道德上的惡意，甚至他們比一般人還可能更具有同情心，問題是出在智識上的謬誤，而更大的問題是，當他人指出這種智識謬誤之后，他們并不認真對待，最多只是用道德激情去攻擊性回應。
　　
　　18.而比這種情況更糟糕的，是即使被事實和理論雙重證明的錯誤，那些宣說這些錯誤并從中獲得名利的知識分子們，依然可以繼續(xù)罔顧事實和道理地胡說八道，如諾齊克所發(fā)現(xiàn)的，這是學校教育被具有這些左傾知識分子們壟斷的惡果。
　　
　　19.李普曼在《幻影公眾》里指出一個顯著的社會問題，就是針對公共問題發(fā)言的人們，*5的問題在于他們不是局內人，而是旁觀者，因此，外行瞎指揮內行的情況就會比比皆是，索維爾在書中也提出同樣問題，對那些冒充內行的外行進行了猛烈的批判，辛辣的嘲諷。
　　
　　20.由此，作為政治自由和民主權利的言論自由，該如何行使才是恰如其分的就成了很大問題。李普曼認為，作為局外人的公眾，倘若要真正發(fā)揮言論自由的正面價值，應該根據(jù)公共問題所應當遵循的規(guī)則來發(fā)言，即公共議論的內容應當是針對問題的程序而非實體，我在十多年的公共議論中，尤其是刑事案件，通常不討論實體問題（少數(shù)幾次觸及實體問題，就有出錯的），而只討論訴訟程序問題，便是“李普曼法則”的一種表現(xiàn)形式。
　　
　　21.知識分子需要自省的方面相當多，無論是索維爾提出的內行外行知識自律問題，還是李普曼提出的局內人局外人角色自律問題，再就是奧派總體上個人主義方法論所昭示的基本洞見：沒有人能設計社會，因為沒有哪個天才所擁有的智識可以跟千千萬萬人在無數(shù)對個體互動中形成歷史性的巨量智識之一毫相提并論。因此，知識分子的一個重要使命，就是時刻提醒自己可能發(fā)生的失誤。
　　
　　22.很大程度上說，知識分子的真正價值之一是預警性的，即發(fā)現(xiàn)什么可能是錯的——尤其是自身容易發(fā)生的錯誤，不要輕易與錯誤的知識為伍，哪怕那知識看上去光艷照人。發(fā)現(xiàn)真理雖然重要，但因其程序復雜，需要他人的大量私人或社會活動協(xié)助才能完成其驗證（例如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就是這樣被證實的），尤其是社會科學領域的智識常常與特定的經驗積累和地域性知識相關，不具有自然科學那樣的普適性和絕對性，因此難以被驗證，常常是一旦驗證為時已晚——人們已經因此而吃足了苦頭。
　　
　　
　　23.于是，一種試錯性或索維爾所提示的“悲觀構想”型的認識論，或許可以幫助知識分子不至于犯下過于愚蠢的錯誤，只要一個人有基本的誠實，至少明白何為錯誤比明白何為正確要容易一些。正如奧派經濟學和社會理論所揭示的，人類千百年來形成的一些基本智慧，其實僅僅是教會了人們什么是錯的，而只要足夠重視這些關于何為錯誤的知識，足以避免那些因為輕率而帶來的災難。
　　
　　24.然而，正如歐洲左派知識分子迄今沒有為他們在20世紀的不堪記錄道過歉，在盛產左冷殘知識分子的法國尤其如此，薩特、波伏娃、羅曼羅蘭、阿拉貢等這些當年的極權幫兇，即使在他們死后依然是歐洲知識圣壇上的祭司，當代全球知識分子尤其是其中左派，既缺乏對真正知識下功夫，也缺乏就可能存在的智識性錯誤進行反思，更不會聽取他人的批評意見，但他們依然就一切他們可能不懂的問題侃侃而談。
　　
　　25.好像是黑格爾說的，人類從歷史中學到的*10的東西，就是什么也沒學到。今日的知識分子再要大張旗鼓地為共產主義鼓吹，實在得有巨厚的臉皮才行，畢竟因為蘇聯(lián)解體、東歐轉型、柬埔寨波爾布特政權被審判、朝鮮金氏王朝奄奄待斃都是擺在他們面前的基本事實，但他們還是會像當年蕭伯納、布萊希特們一樣，為獨裁暴君涂脂抹粉，他們也依然會像索維爾所痛斥的羅素一樣，對根本不懂的國際軍事的實體性而非程序性問題大放厥詞。
　　
　　26.通常，這差不多依然是主流知識分子的全部，被歷史記憶的通常是羅素那樣的著名知識分子，他的糗事被選擇性遺忘的同時，那些在自己所知范圍內謹慎對待問題的知識分子，則會被排斥于主流之外，就像米塞斯，就像哈耶克——他在西方依然是位讓主流知識分子們討厭的人物，雖然喬姆斯基也好，皮凱蒂也罷，這些知識分子并沒打算移民朝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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