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30多年前實施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一直是外國直接投資(FDI)心儀的目標地。然而，中國自身的對外投資很快將超過外資流入量。這對中國和世界其他國家來說都是個好消息：在為本國出口創(chuàng)造出需求的同時，中國的外匯儲備也有望獲得更高的回報，而那些需要投資的國家，也能獲得一個高速增長的、新的資金來源。中國如何將過剩的儲蓄輸出到海外將成為一個重大題材，該題材會驅動資金流入不同的國家和行業(yè)。這篇文章具有一定參考意義。
　　基礎設施是個不錯的起點。近年來，中國的基建熱潮造就出了一個非常適合于設計、建造和維護大型基礎設施項目的經濟體。雖然我們認為中國政府仍有足夠的空間繼續(xù)在國內投資，但投資的巔峰可能已經過去。因此，中國將目光投向海外、尋求讓其基建能力和專長物盡其用，這是合乎情理的。
　　中國的目光或許無需投得過遠。作為亞洲宏大的城市化進程的產物，該地區(qū)的城市人口預計在2010年到2030年間將增加6.5億。反過來，我們估計為適應這種人口結構變化，亞洲需要在城市基礎設施上投入11萬億美元。
　　然而，盡管全球利率水平較低，用于基礎設施投資的資金卻很稀缺。2007-08年金融危機在全球范圍內逆轉了對外直接投資(ODI)流穩(wěn)步增長的趨勢。由于國民儲蓄率較高，中國所需的投資現在較少依賴外資，但其他許多存在投資/資金缺口的發(fā)展中國家的情況卻并非如此。
　　通常而言，這類投資是政府的責任，因為基礎設施能為社會創(chuàng)造廣泛的福利，而創(chuàng)造這些福利對私營部門來說是無利可圖的營生。然而，政策制定者已將財政審慎擺在優(yōu)先位置。雖然私營部門被鼓勵要有所貢獻，特別是以公私合作的方式貢獻，但商業(yè)可行性往往是個挑戰(zhàn)。
　　這樣一來就出現了資金缺口，尤其是在印尼、印度和泰國。中國倡議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提供了另一個資金來源，該行擬議中的資本基礎為1000億美元。2013年10月由中國政府倡議籌建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任務之一將是依據商業(yè)條款為亞洲基礎設施項目提供資金。截至2014年6月，亞洲和中東已有22個國家表示有興趣加入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該行預計將在今年年底前成立。
　　中國的資金往往來自國企達成的交易和中國進出口銀行(China Exim Bank)的貸款。例如，國有的中國交通建設股份有限公司（CCCC，簡稱：中國交建與雅加達單軌鐵路公司(PT Jakarta Monorail)組建了一家合資企業(yè)，以在雅加達設計和建設一個綜合交通系統。
　　中國交建同意對該單軌項目投資15億美元，并為在印尼建立一家單軌裝配廠提供建設資金。與此同時，中國進出口銀行已為湄公河地區(qū)和東盟（ASEAN，有10個成員國）的24條公路、3條鐵路、1個港口、3個機場和9座橋梁提供了信貸支持。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將與這些融資渠道并行存在，互為補充。
　　我們還認為，不會缺少迫切希望利用這一新資金來源的申請者。亞洲地區(qū)官員對于基礎設施投資的資金缺口越來越直言不諱。例如，印度*7的“五年計劃”預計，資金缺口達到其基礎設施投資總額的23%。1997-98年的亞洲經濟危機使得亞洲各國普遍反感外國貸款。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將依據商業(yè)條款提供貸款，不會把實施結構改革作為先決條件，這種做法在政治上應該會更為可行。
　　這對中國有何意義？
　　中國經常賬戶整體上仍為盈余，但收益賬戶一直為赤字，且在不斷擴大。這意味著，中國在對外投資中獲得的收益，低于其他國家正在匯回國的在華投資收益。這相當公平：外國投資給中國帶來了更先進的技術和管理技能。盡管如此，中國現在還是需要找到更多辦法，將其積累的4萬億美元外匯儲備重新投向海外。
　　通過改變投資方式，特別是從證券投資（很大一部分投入了美國國債）轉向收益更高的直接投資，就可以實現這一目標。對外直接投資對貿易也有好處。在那些中國投資最多的國家，中國出口贏得市場份額的速度也快于平均水平（在某些歐洲國家是例外，受歐盟(EU)關稅的影響）。需求和就業(yè)崗位并未隨著對外直接投資流出中國：事實上，對外直接投資為中國出口創(chuàng)造了更大的外部市場。最終，資本和貿易流的增加都有助于中國推動人民幣國際化。
　　外國直接投資給中國自身的經濟發(fā)展帶來了好處，為它國內的基礎設施投資助了一臂之力。那么，現在有可能產生另一種“雙贏”局面：這一次資本是朝相反的方向流動，中國可幫助亞洲縮小資金缺口，并在此過程中實現自己的政策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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