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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上真正意義上的“華爾街”（Wall Street），并非紐約下城（downtown）那條全長不過0.48公里的“墻街”—歷史上這里真的有一堵墻，街道也因此得名。相反，曼哈頓中城（midtown）中央車站附近那些林立的高樓更能代表紐約的金融業(yè)，它們就如同香港的中環(huán)。
　　自從3年前來到這個城市，曾任摩根大通（J. P. Morgan）分析師的Henry Jiang就從未離開這片街區(qū)。他熟悉這里的大多數(shù)餐廳、酒吧，樓與樓之間如何穿梭更快，甚至知道到哪間星巴克買咖啡等待時間會更短。
　　大多數(shù)工作日的時候，Jiang七點起床，邊吃早餐，邊瀏覽公司郵箱里發(fā)來的當日《華爾街日報》上的新聞，假如納斯達克重挫，他或許可以尋求購買某些公司的合適機會。
　　他租住的公寓也在中城，離工作的地方步行只要20分鐘。這里到處都是“早起的鳥”，大家都趕著參加清早的會議，如果中途有人突然停下或慢下來，很可能被后面埋頭走路的人撞上。街道上到處都是行色匆匆的黑西裝華爾街人，走在路上，隨時都會聽到充滿數(shù)字的對話。
　　Jiang曾試圖在結婚之后搬到和曼哈頓一河之隔的新澤西，如果花同樣的租金，那里的房子空間更為開闊，但每天會為此多花半小時的通勤時間，最終他還是決定放棄了。公司里那些高階的管理人員，則大多住在康涅狄格州。他們乘坐Metro North Train，可直達中城的中央車站。出車站后，3分鐘就可到達辦公室。雖然距離很遠，但如此便利，倒像是公司和家兩點之間的擺渡車。他也不知道，這是不是就是他未來的生活。
　　即便沒有黑莓，一些銀行現(xiàn)在也會讓員工在iPhone上安裝一個叫作“Good”的應用程序，這些雇員如此就不需要同時帶兩部手機，但也意味著工作和生活更加分不開了。
　　在忙碌的午餐高峰，Jiang都會在45街和46街的餐廳里迅速做個決定，但更多的時候，就是在電腦前面解決。通常到了下午3點左右，他會給自己再選一杯提神的飲品。“工作壓力很大的時候，人就會變得很胖，你不可能總吃沙拉這些健康食物，吃高熱量食物，才可以對抗高強度工作。”Jiang說，“外賣通常也很油膩，至于鍛煉，根本不可能有時間。”
　　下午7點之后，員工可以在公司獲得一頓免費晚餐—大家一般傾向于在6點40分左右點餐，7點時正好送到，到了這個時候，整個公司一層大堂里都是帶著自行車頭盔的送餐的人。免費晚餐意味著人們可以花更多的時間在這里工作，這里還提供洗衣、照顧孩子等各類服務，精神不振的下午，會有各種免費的咖啡因和餐食，大多數(shù)投資銀行的大樓內(nèi)都有公司的健身房。工作和生活的界限，也變得越來越模糊。
　　漫長的工作日開始之前，他多數(shù)情況下需要一大杯咖啡。他所工作的這棟高聳入云的建筑，金融危機之前屬于貝爾斯登，后來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貝爾斯登的名字從這個世界上消失了，摩根大通接管了大樓。如果你想一窺它真正的模樣，可以看看《紙牌屋》上一季的海報。
　　Jiang算得上杜克大學里的高材生。上大學時，他學的是經(jīng)濟學和公共政策研究。最初，他對自己的規(guī)劃是成為一名律師，但后來覺得律師終究還是乙方，不得自主，為何不直接成為甲方，進投資銀行和金融機構？經(jīng)過一系列申請和面試，他幸運地獲得了摩根大通的暑期實習機會。那時整個華爾街從金融危機中漸漸喘息過來，一些工作機會開始重新浮出水面。2011年暑假，他從杜克大學所在的北卡羅來納州來到了這個陌生的城市。
　　接下來經(jīng)歷的，就是所有華爾街投資銀行都有的為期十周的培訓和實習。十周過后，他將從一無所知的學生，變成一個業(yè)務熟練的初級員工。
　　最初3周，Jiang在3個不同崗位進行了輪崗。在熟悉一些基本概念之后，他開始學習Series79—華爾街投行大都要求職員通過這項由美國金融業(yè)管理局頒發(fā)的從業(yè)資格測試；以及Series63—一項關于未來交易員的更專業(yè)的測試。每項測試通過后，Jiang都會興奮不已，把它寫到自己的Facebook上。
　　對華爾街初體驗之后，他最終拿到了錄用通知。10個月后，他得以重新回到了這座城市。準確地說，他又回到了曼哈頓中城。通常情況下，他每周工作80到100個小時—這意味著工作日的時候每天工作16個小時，周末則可能每天有10個小時要加班。這并不意味著，他全天候都在工作，比如可能一天無所事事，甚至只能靠自拍來打發(fā)時間，但等到高一級的職員下午六七點下班回家了，他可能丟給你一堆工作，你要全部完成才能回家。
　　作為畢業(yè)*9年和第二年的初級分析師，主要的工作就是搜集、整理和分析一些財務數(shù)據(jù)。如果遇到幾個上司同時分配工作，Jiang就不得不做到夜里兩三點。那種感覺，就像是電腦在不同程序之間切換。“有時候并不是時間本身讓人抓狂，而是你不能去控制這些時間，感覺生活不屬于自己，”Jiang說，“在那些前email和前智能手機時代，下班之后老板就很難找到你，但現(xiàn)在有了黑莓，可以隨時聯(lián)絡到你，工作就成了全天候的。”
　　這種尊重“過度工作”的文化中，人們將加班內(nèi)化為正?，F(xiàn)象。工作就像是一種新的宗教，工作倫理則像一種新的道德。每天工作15個小時不僅表明你的盡職，同時在加深這種盡職。隨著時間推移，長時間工作的狀態(tài)會不斷證明這份工作“值得如此”。無日無夜待在辦公室，則成了加入這個“華爾街俱樂部”的守則，以及整套系統(tǒng)運轉的必要法則。
　　對Jiang來講，最長的工作記錄是一周超過130個小時。整整一周，難分日夜，他基本每天早晨8點進到辦公室，凌晨6點離開，回家沖個澡，再回到這幢大樓內(nèi)。
　　這種事情發(fā)生，往往是因為需要為一項購買決策提供可行性報告。簡單來說，如果一個銀行需要說服自己的客戶購買一間公司，自然需要提供充分的數(shù)據(jù)支持，很多數(shù)據(jù)來自FactSet、Bloomberg、S&PCapital IQ等一些訂閱服務，所有這些最終要呈現(xiàn)為一個pitch book。這個時間通常需要在30到60天之內(nèi)。它意味著，提交報告前，工作時間可能無限加長。分析師之上的Associate、副總裁、董事總經(jīng)理都可以隨時對pitch book提出意見，比如董事總經(jīng)理可能在凌晨3點的時候寫郵件來，希望75頁上的圖是柱狀圖而不是餅狀圖。
　　“有一天我從公司回家，一上出租車就睡著了，醒來的時候發(fā)現(xiàn)自己又回到了公司，中間發(fā)生了什么，我完全不記得。”Jiang感覺，這種生活很難真正停下來，“每個人都擔心會失去工作。”
　　整個華爾街奉行的是一種典型的“升職或離開”（Up or out）的文化和組織結構。金融危機之后，因為成本考慮，大銀行中往往更高職位的人被率先辭退。同時出于安全考慮，大部分金融機構都封掉了Facebook、Twitter和Gmail，如果不用個人手機，員工就無法與外界聯(lián)絡。他和女朋友畢業(yè)后就住在一起，“否則根本不可能有時間見面。”
　　每到周五傍晚，中央車站旁著名的Beer Bar就會異常歡騰喧鬧，數(shù)百人擠在那里，路過時會感覺像是一大群“工蜂”集體“勞作”發(fā)出巨大的嗡嗡之聲，雖然很多人喝掉這杯之后，還要趕回辦公室工作。因為來的人太多，入口過道常常濕滑，經(jīng)過時要非常小心。
　　Jiang則會在周末抽出一個晚上，和朋友喝酒到凌晨四五點，徹底清空自己。像他這樣的年輕分析師，實習時有的人剛剛達到法定飲酒年齡—21歲。“大家的狀態(tài)都差不多，所以很能相互理解”。這些“清空”的項目還包括吸水煙，以及喝百威的淡啤酒。如果第二天有人說自己“食物中毒”無法來工作，那基本相當于是宿醉的暗號。
　　“1980年代以來，人們就一直這樣努力工作，這一點基本沒有改變。”Jiang說。在他看來，努力是存在于華爾街數(shù)十年來不成文的準則。Jiang是個非常容易溝通的人，他長著一張非常有親和力的娃娃臉，但在談及工作的時候，他也會流露出非常專業(yè)和強硬的一面。和20年前的華爾街相比，像Jiang這樣的年輕人的確承受著更大的壓力。1992年，畢業(yè)生每周平均工作58個小時，而2012年畢業(yè)的學生則為72個小時。就生活規(guī)劃來說，上一代人有78%打算要小孩，現(xiàn)在這個數(shù)字只有42%。
　　這是個結果至上的環(huán)境。只要將手頭的事情完成，你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但這其中充滿矛盾，它只會傾向于讓你做多而非做少。
　　日子久了，Jiang也漸漸摸索到一些技巧，如此，才能克服長時間工作帶來的身體和精神消耗。比如，一些工作可以外包給印度人完成，這也是近幾年間投行業(yè)興起的趨勢，而且越來越流行。他通常會選擇在上午給上司提交報告，讓他有更充分的時間查看，否則如果下午提交傍晚才得到回復，就要額外加班。
　　“你需要把事情推回去，”另一個在花旗工作的女孩告訴《*9財經(jīng)周刊》。“很多時候我們都會覺得多做一點事情，可以多學東西，并不計較得失。但在銀行里你不能如此，你必須知道哪些是你能做到的，哪些需要推給別人。”
　　毫無疑問，進入這幢建筑的每個人壓力都很大。辦公室里，大家無論穿衣還是行事，也有些微妙的法則。女性通常都會穿黑色套裝，如果穿紅色，那一般是職位很高的人，雖然這個群體里的女性并不多。當然她們在茶水間的那些談話會遠離工作，而是大多關于明星八卦、哪里的發(fā)型師更好以及*7的時尚趨勢。
　　根據(jù)《紐約》雜志商業(yè)記者Kevin Roose在Young Money一書中的描述，為了能夠專注而且長時間地工作，摩根大通收購和并購部門的一些分析師會服用一些藥品，比如安非他命（Adderall）和莫達芬尼（Modafinil）。后者在華爾街正變得越來越流行，莫達芬尼并不會使多巴胺增加，所以一些科學家認為使用它不會形成依賴—盡管在這一點上也存在分歧。
　　紐約漫長的冬日里，這些年輕的分析師比一般人要更長時間待在封閉的空間內(nèi)，可能很久見不到日光。體檢的時候，很多人都會被診斷為“維生素D缺乏”。這和Jiang曾經(jīng)生活的環(huán)境顯然不同。他在美國西南部亞利桑那州的吉爾伯特長大，那里陽光充沛。他的父母依然生活在那里。
　　對健康的犧牲，就像是這場高風險游戲必然付出的賭注，而這無異是一場煉獄。無論如何，*9年和第二年在投行的經(jīng)歷，對那些向往商務艙、牛排大餐、夜間城鄉(xiāng)間車接車送的年輕人，就像是召喚他們的燈塔。
　　“當你進入重要崗位（Front Office）的時候，你考慮的可能是如何掙到更多的錢，而非失去什么。”Roose說。這并不是秘密?？块L時間的工作來獲取高薪，這是吸引他們來華爾街的重要原因。
　　*9年過去了，Jiang拿到的薪水大概是7萬美元加相同數(shù)量的分紅。但在進入摩根大通工作6個月之后，Jiang已經(jīng)開始去面試一些新的機會。在投資銀行中，這樣的面試會在春天特別活躍—每年1月和2月都是獎金決定和發(fā)放的時間。
　　所以往往到了每年3月的*9周或第二周，投行內(nèi)就會出現(xiàn)很多“預約牙科醫(yī)生”或是“家里有急事”的說法，一些一年級分析師借此去面試新的工作。如果能夠進入私募基金或對沖基金，對他們往往預示著美好的職業(yè)前景，比在投行的收入高很多，年薪達到20萬美元很常見。
　　Jiang也順利拿到了一間不錯的私募基金的offer，頭銜升至associates，這意味著很多的出差和責任，但有著更好的待遇，每天的工作時間也無需那么長。Jiang說自己喜歡下廚，這樣一來，周末的時間他終于有可能用Slow Cooker為女友試驗一下新菜。
　　結束了兩年華爾街分析師生涯的時候，Jiang感慨，“雖然收獲了很多的經(jīng)驗和朋友，但這真是漫長的兩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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