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年前，耶魯大學教授陳志武關于“中國人為什么勤勞卻不富有”的話題，曾引起廣泛的關注和討論。陳志武教授的主要論點是：中國人之所以勤勞卻不富有，主要是因為中國的制度資本不足或制度成本太高；中國經(jīng)濟近二十幾年高速增長，主要是因為眾多廉價勞動力勤奮工作，彌補了制度資本的不足；在高制度成本或低制度資本下，公民不僅必須更勤奮地工作，而且只能得到更低的收入。
 

　　陳志武教授將中國人勤勞卻不富有追溯到制度成本，這無疑是正確的，但他并沒有完全解釋清楚制度是通過什么途徑和機制來影響勤勞人致富的。而且將中國經(jīng)濟近二十幾年高速增長歸結(jié)為眾多廉價勞動力勤奮工作，也有待討論。我謹在陳教授文章的基礎上進一步就這一話題做些分析，主要想解釋一下制度通過何種途徑和機制影響了勤勞人致富，并分析一下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來引致經(jīng)濟高速增長的主要動因。
 

　　我們先來從邏輯上分析一下勤勞與富有的關系。兩個人力資本大致相同的人，在相同的制度、技術和資本約束條件下，一般說來較勤勞的那個人肯定更富有，即勤勞與富有是成正比的。如果出現(xiàn)較勤勞的那位反而不富有的情況，那一般是由如下三種原因(一部分或全部)造成的：一是較勤勞的那位處于不利的制度條件下，即擁有的制度資本少或制度成本多；二是較勤勞的那位處于較差的技術條件下；三是較勤勞的那位資本(包括資金、土地和裝備等)較少。
 

　　比如，同一位勞工以同樣的勤勞程度工作，在中國只能得到2萬元人民幣的年收入，在美國則可以得到20萬元人民幣的年收入，其原因是美國的制度資本多或制度成本少，美國的整體技術水平高(導致勞工工作的技術條件好)，以及美國的人均資本多。這三方面因素可以同時發(fā)揮作用，導致美國勞工的勞動生產(chǎn)率比中國高，因而收入也高。當然，美國勞工的實際生活水平不一定比中國高10倍，因為其物價和生活成本較中國高。
 

　　由此可見，中國人勤勞卻不富有可以歸結(jié)為四個方面的原因：一是中國人的制度資本較少或制度成本較多；二是中國的整體技術水平較低，國民工作的技術條件較差；三是中國國民的人均資本較少；四是中國國民的人均人力資本較少。制度資本或制度成本只是導致中國人勤勞卻不富有的原因之一。當然，如果追根溯源，技術水平低、人均資本少、人均人力資本少都可以追溯到制度。
 

　　還有一種更簡明的分析思路是，斯密、楊格和楊小凱等人強調(diào)的“制度-分工-經(jīng)濟發(fā)展或財富創(chuàng)造”。在不考慮收入分配或假定收入分配合理的情況下，一個人或國家之所以收入水平高或富有是因為其生產(chǎn)率水平高，而生產(chǎn)率水平高是因為其專業(yè)化分工水平高，專業(yè)化分工水平高是因為其市場交易制度發(fā)達?；蛘叻催^來說，市場交易制度發(fā)達降低了交易成本(制度成本的主要表現(xiàn))，交易成本降低提高了分工效率，分工效率提高促進了勞動生產(chǎn)率的提高，勞動生產(chǎn)率提高則收入水平提高。因此，中國人勤勞卻不富有的根源是市場交易制度不發(fā)達和專業(yè)化分工水平低。前述技術水平低、人均資本少、人均人力資本少確實與專業(yè)化分工水平低是緊密相連的。
 

　　如果考慮收入分配制度，則可以解釋為什么中國部分人很富有，還有一部分人很貧窮。中國有相當一部分人是通過勤勞和創(chuàng)造性勞動合理合法致富的，但不可否認也有一些人不是通過勤勞致富的，還是很多人則很勤勞但不富有。其中的原因是在體制轉(zhuǎn)軌過程中，部分處于強勢或特權(quán)地位的人利用收入分配制度和財政金融制度的不完善和不合理，通過各種渠道獲取了巨額國有資產(chǎn)，或轉(zhuǎn)移了他人財富。而那些處于弱勢地位的人則不僅沒有獲得自己應有的權(quán)益，而且自己的一部分財富還被處于強勢或特權(quán)地位的人以種種名目卷走。
 

　　中國經(jīng)濟三十年高速增長，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原因是制度改革提高了制度資本或降低了制度成本。陳志武教授站在美國角度看中國，得出中國經(jīng)濟近二十幾年高速增長主要是因為眾多廉價勞動力勤奮工作，彌補了制度資本的不足。我們站在中國角度看中國，則得出正是制度資本相對于改革開放前的大幅度提高，才導致中國人不再“出工不出力”，愿意勤奮工作以求致富。也就是說，不是勤奮工作去彌補制度資本不足，而是制度資本增加或制度成本降低才導致人們愿意勤奮工作。當然，中國的進一步發(fā)展確實必須通過制度的深化改革，來進一步提高勞動生產(chǎn)率，而不是長久地依賴于廉價勞動力在低收入水平上的超負荷勞動。